紀弦 | 詩論三題
◇原文刊登於《新大陸》詩刊 1992年8月第11期
紀弦（1913-2013）， 台灣詩壇三位元老之一。紀弦不僅創作極豐，且在理論上亦極有建樹。他是現代派詩的倡導者，主張寫“主知”的詩，強調“橫的移植”。詩風明快，善嘲諷，樂戲謔。他的詩極有韻味，且注重創新，令後學者競相仿效，成為台灣詩壇的一面旗幟。
詩論三題
人類做詩，所使用的「文字工具」有二: 一爲「韻文」; 一爲「散文」。使用「韻文工具」，則產生「格律詩形」; 使用「散文工具」，則產生「自由詩形」——這叫做「工具決定形式」。
一部世界文學史，自古迄今，可說就是從「韻文時期」經「分工時期」到「散文時期」之變遷與發展的紀錄。今天是「散文的」二十世紀。誰要是死抱住「韻文的」十八、九世紀不肯放手，那他就不必寫詩了。
最簡單的一句話:「現代詩」就是「現代主義的詩」。而凡是「現代詩的作者」，都必須是一個「現代主義者」無論他承認或不承認，自覺或不自覺。
在台灣，四十年代，我是第一個使用「現代詩」一詞，提倡「新現代主義」的。我創辦「現代詩季刊」，組織「現代派」，發動「新詩的再革命運動」，在當年，的確是幹得轟轟烈烈，有聲有色的。而「現代詩」一詞，一般人往往在「廣義」用作「新詩」一詞之同義語，這一點，我很不贊成。但我也反對不了那麼多。可是在專門的意義上，我不能不強調其「狹義」的用法。原來中國新詩，五四以來，從最初的「白話詩」(以 胡適爲代表）經「格律詩」(以徐志摩爲代表)，「自由詩」(以戴望舒爲代表）而發展到今日之「現代詩」(以紀弦爲代表) ，這是一個文學史上的事實，誰也無法否認。所以說，凡我寫詩的朋友們，都必須把這一點認清，再不要人云亦云地把五四以來的「新詩」概稱之爲「現代詩」了。
然則，興起於四十年代的台灣的現代詩，和三十年代大陸上盛行的自由詩，究竟有何不同呢? 這倒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，不可以不弄清楚。
「我手寫我口」的白話詩，其「嘗試」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。但其詩情詩意很淡很薄。因此，「新月派」的格律詩，一出來就大受歡迎了。徐志摩等，除了講求押韻和形式的整齊，在情緒和意味的組織方面也頗下功夫。憑心而論， 他們的作品，不是没有寫得很美的東西在；但是堅持韻文的音樂性，就未免有點落伍，跟不上時代了。所謂「韻律至上主義」， 像這樣一種鑽牛角尖的傾向，實在是不足爲訓的。於是「現代派」的人們起而批判之並從而推翻之取代之，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(請注意:大陸上的「現代派」，不同於台灣的「现代派」。) 戴望舒等主張打破格律的束縛，不押韻，以散文的句子寫，每節的行數，每行的字數，皆無一定之限制，而努力於內容境界之追求。相對於「新月派」的形式主義，則「現代派」的内容主義，顯然是進步的。有人說「現代派」的自由詩，没有形式，缺少音樂性。這不對。須知自由詩的形式雖不整齊，然而卻是每個詩人的每一首詩都有其可一而不可再的「獨自的」形式，這叫做「内容決定形式」。至於音樂性,「現代派」的人們也不是不注重。不過，較之「新月派」的刻板的押韻，「现代派」更重視文字的聲調， 節奏與旋律， 所謂「以散文的音樂代韻文的音樂」是也。「新月派」的格律詩是白話詩的反動;「現代派」的自由詩是格律詩的反動。但是台灣的現代詩，並非自由詩的反動，而是自由詩的發展。然則，這兩者之間，其區別何在呢?
第一，台灣的現代詩，形式上也是自由詩的一種。然而郤無視於文字的音樂性，往往是只可默讀而不宜朗誦的。
第二，台灣的現代詩，在表現手法上愈益新奇。由於主題之深藏不露，故被稱爲「難懂的詩」。其實「難懂」並非「不可懂」，現代詩需要「細讀」。
第三，台灣的現代詩，乃是一種「工業社會的詩」。這一點最是其主要的特色之所在。一切詩是「人生的批評」，農業社會的詩是農業社會人生的批評，工業社會的詩是工業社會人生的批評。讚美其所當讚美者，詛咒其所當詛咒者，此之謂批評。而一個現代詩的作者，在今天，首先必須把他的意識型態加以工業化，而絕對不許有絲毫農業社會士大夫階級劣根性之殘存。否則，他的作品脫離時代，那就毫無價值之可言了。
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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